多年来，一系列以中国共产党创建为主题的影视作品，生动再现了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并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画面。
在庆祝建党105周年之际，本报特邀部分主创人员及红色影视研究专家，围绕影视作品中的建党时刻，共同回顾经典场景，分享创作故事，并探讨这些作品为何能够长久地打动观众。
火种潜藏于觉醒之前
龙平平（《觉醒年代》编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人们提起建党时刻，常常首先想到1921年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以及嘉兴南湖红船上举行的会议。然而，在我看来，关于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核心使命在于阐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为何出发的。以往许多影视剧仅仅聚焦于中共一大，跳过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直至建党这六年间层层递进的思想酝酿过程。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建党三者是紧密相连、层层推进的。只有完整呈现这段探索历程，观众才能真正理解为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共同做出的必然选择。这正是我在创作《觉醒年代》时着力弥补的叙事空白。
如今看来，《觉醒年代》播出后，有五组画面深深烙印在观众的集体记忆中：第一组是“南陈北李”在海河边会晤并宣誓建党，这是全剧立意的核心，直面近代中国山河破碎的时代命题；第二组是李大钊与胡适就“主义与问题”展开辩论，完整再现了当时关键思想的交锋，至今仍是许多思政课上的重要学习素材；第三组描绘了北大新旧学派百家争鸣的景象，辜鸿铭娓娓道来中国人内在的温良，鲁迅则挥笔写下《狂人日记》，真实再现了民国知识分子在救国道路上的思想碰撞；第四组是陈独秀、李大钊并肩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不畏逮捕，挺身入狱，充分展现了革命先驱不屈不挠、反抗强权的斗争精神；第五组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与他们走向刑场的情景交叉剪辑，一边是怀揣理想、远赴海外探求真理的阳光少年，一边是身戴镣铐、踏着血迹、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烈士。这一双线并行、形成鲜明对比的名场面，引发了全网大量的二次创作内容，每逢清明节、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等，都会被年轻人广泛转发。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回望，我希望观众能透过影像深刻理解“初心”二字的份量。一百多年前，陈独秀、李大钊本可以安享优渥的生活，却主动深入底层，投身革命，其初衷是为了让普通百姓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觉醒年代》从2014年产生创作想法到2020年最终完成，历时近六年，剧本累计修改九次，全程秉持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尊重，力求真实还原时代与人物。曾有年轻观众留言说：“《觉醒年代》没有续集，当代青年就是续集”，这句话让我深有感触。我由衷希望当代的青年观众能够铭记那些为国捐躯、舍身求索的革命先驱，以先辈纯粹的理想和不屈的坚守，指引自己前进的道路。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黑暗中点燃第一根火柴
王仁君（《1921》《问苍茫》《浴血荣光》等作品中毛泽东的饰演者）
迄今为止，我有幸在五部影视作品中扮演青年毛泽东，时间跨度从建党前夕到遵义会议。诠释这个角色，意味着要剥离伟人的光环，还原一位青年在风雨中成长的历程；在表演上，也从“苦苦求索”逐渐走向“化入骨血”。
拍摄《1921》时，我着力刻画他急切寻求救国道路的形象，塑造了一个善于思辨、目光如炬、充满书生气息的人物。到了《问苍茫》，则转向深入扎根乡土的日常。为了演好犁地这场戏，我提前向老农学习，让手脚沾满泥土，留下劳作的痕迹。而在《浴血荣光》中，青年毛泽东开始直面内部的分歧，在争论中淬炼出更为坚韧的团结。他与朱德就军事路线发生激烈争论，深夜辗转反侧。次日清晨，毛泽东细心地叠好朱德送的狗皮褥子，并附上连夜拟就的整顿计划送还，没有多余的话语，却蕴含着超越分歧的信任。我逐渐领悟到，真正的领袖不仅要在敌人面前坚定，也要懂得在与同志争论后依然并肩作战，在分歧中守护情义。革命的道路既需要激情与锋芒，更需要同行者之间的清醒与包容。
演绎青年毛泽东，最难的戏份并非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那些无声的留白瞬间。《问苍茫》中有一幕，他伏案写作良久，抬眼望向窗外，眼中闪过迷茫与孤独。那一刻，他只是一个在漫漫长夜中摸索前路的青年。如何捕捉历史洪流中个体所经历的困惑与求索，是表演中最难把握的尺度。
我认为，青年毛泽东身上有两个特质最值得关注。一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当许多人还在激烈辩论救国方案时，他已奔赴安源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在煤灰与汗水中探寻出路。二是宏大理想与细腻情感的鲜明对比。他既是写下“汽笛一声肠已断”的深情丈夫，也是心怀愧疚的父亲——在行军途中向战友坦言，不要轻易对孩子许下无法兑现的中秋团圆诺言。革命理想与柔软情感的交织，使得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格外生动感人。
我希望通过表演传递信仰的力量和坚守的勇气。百余年前，许多投身建党伟业的年轻人本可拥有优渥的家境和舒适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地舍弃一切，在前路未卜之际，仍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在黑暗中顽强燃烧的信念。毛泽东如同长夜里率先举灯之人，说道：即使只剩一粒未冷的星火，也值得坚持。我希望观众明白，一切伟大，都始于在黑暗中敢于划亮第一根火柴的普通人。
回望我所饰演的青年毛泽东，我渴望观众记住的，不仅是他改变历史的伟业，更是他扎根人民、终身求索的品格。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把人民视为老师，始终坚信，中国未来的方向就隐藏在中国的大地上。我相信，这样的青年毛泽东，至今仍能给予年轻人源源不断的力量。
陈延年就义前的那一回眸
张晚意（《觉醒年代》中陈延年的饰演者）
如果今天只能重温《觉醒年代》中的一个场景，我一定会选择陈延年英勇就义前的那个镜头。那是他在剧中的最后一个画面——脸上、身上都布满了酷刑留下的血痕，但他始终面带微笑，眼神坚定从容，闪烁着信仰与理想的光芒。
拍摄这场戏时正值湿冷的寒冬，我赤脚踩在混着血水的碎石上，身上压着二十多斤重的镣铐。那份真实的寒冷与疼痛，让我仿佛亲身感受到了烈士当年所承受的苦难。这场戏浓缩了陈延年的一生：从少年时期与父亲的隔阂，到四处探求救国道路、远赴海外寻求解脱，再到坚定信仰、从容赴死。短短几分钟，没有一句台词，却通过一个回眸、一抹微笑、一行字幕，让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剧集播出后的这些年，最让我感慨的是，许多观众在现实生活中认出我时，喊出的不是“张晚意”，而是“陈延年”——这无疑是对演员塑造角色最高程度的肯定。还有源源不断的观众反馈以及多年来观众自发的缅怀，都让我觉得陈延年已经走进了许多人的心中。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自发前往安徽合肥的延乔路、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献花，许多人在写给烈士的信中写道：“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愿。”网络二次创作、校园课堂分享、高考作文中，都出现了陈延年的身影。更让我感动的是，不少青少年和大学生告诉我，在看完陈延年的故事后，他们主动研读党史、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将他作为榜样树立理想。这表明，这个角色成功地完成了精神的传递。
如果今天我还要向观众介绍陈延年，我最想强调的，是他极致的自律和坚定的信仰。十几岁时，他就给自己制定了“六不”戒律：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爱。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比较和探索中，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一旦找到了真理，他就坚守终生，直至献出生命。他很早就立下了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志向，并在29岁时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倔强、善良，胸怀抱负，具备那个年代先进青年共有的家国情怀，充满了魅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他，他不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是青年观众的“同龄人”，是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的形象。镜头定格了陈延年在刑场回眸的瞬间，也定格了青年共产党员坚持信仰的模样。我相信，陈延年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将继续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悬念与细节中呈现一大
余曦（《1921》编剧）
观众对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历史走向早已熟知，若要持续吸引观众并带来新的触动，答案就在于“过程”。通往最终目标的道路充满了偶然、犹豫、危险和抉择，编剧的工作就是将教科书上简短的记载，还原为特定时代下，具体人物在特定时刻的真实处境。在创作《1921》时，我们运用了谍战、悬疑等叙事手法，让观众带着“他们是如何完成建党”的探索心理来观看。
建党这段历史通常包含三个可供影视化的维度：重大事件、思想演变、人物命运。如果只能选择一个切入点，我认为是人物命运的选择。电影最擅长的是让观众与人物建立情感联系，只要人物的困境、抉择和付出的代价足够真实，观众就能跟随角色理解时代思潮和历史全貌。
百余年前的建党先驱大多正值青年。1921年，中共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与当今的年轻人有着天然的“年龄共振”的感染力。影片中设计了毛泽东在上海法租界奔跑的场景：他目睹了法国国庆日的烟花与喧嚣，看到了“别人的国家”的景象，内心受到了强烈冲击，也感到不甘。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同时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悬念、节奏、人物成长等类型片的手法能够提升作品的观赏性，但必须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类型化手法仅是表达工具，不能用于扭曲或篡改历史。例如，可以运用谍战、悬疑元素来放大在租界开会的紧张感，但不能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虚构特务枪战的场面。
细节是历史叙事的血肉，缺乏生活化的细节，宏大的主题就像一座只有钢筋没有砖瓦的建筑。《1921》中有一场天台夜戏：李达与王会悟闲谈时，李达划了一根火柴，发现产自日本，感慨“偌大的中国，竟没有自己的火种”。这个细节基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连火柴都要依赖进口的真实历史，同时也暗喻了“星星之火”的革命意象，通过微观场景承载了时代的重量。
要想将历史上的“建党时刻”转化为能够长久留存的影视场景，需要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众人压低声音交谈，外面有人望风，随时准备假装打麻将以规避风险——具象化的场景才能传递秘密会议的紧张氛围。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黄金分割点在于情感的真实。事件、时间、人物不可更改，但人物的情感、对话和细微反应，是编剧可以通过想象来充实的。做好史料考据，了解历史的边界，再在边界之内进行创作，才能让建党的故事持续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用鲜活画面重现真实历史现场
詹庆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研究专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
几十年来，建党题材的影像作品不断更新迭代，不同镜头下的建党时刻，承载着不同的叙事思路与审美表达，串联起了大众对党史的影像记忆。
梳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建党题材影视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作的变化。《开天辟地》具有较强的文献性，以一种中规中矩的方式用影像重现了党史相关材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一手史料转化的细节，例如周恩来使用“伍豪”这个化名就源于抽签抽中的“5号”。到了《建党伟业》，叙事时间线向前拓展，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讲述，尝试构建更复杂的历史情境，展现更多历史人物，并从中总结提炼建党的历史必然性。再到《1921》、《觉醒年代》等作品，创作者发挥了更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从史料中发掘新素材，寻找历史叙事的新可能性，并且有意识地引入悬疑等类型化元素，提升了观赏性。更重要的是，主创人员立足当代的思想和审美，构建了更复杂 Thus, they used a more complex historical context to create more vivid historical figures. They also fully utilized the latest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techniques to creatively expand artistic imagination and presentation. For example, Mao Zedong's run on the Bund in Shanghai in "1921"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poetic and symbolic passages in "The Age of Awakening" have made the works refreshing.
Compared to theoretical and specialized Party history texts,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possess irreplaceable mass communication value. They feature stories, characters, situations, and conflicts, making them more engaging and impactful. The success of recent Party founding-themed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s partly due to the widespread rise in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national pride among audiences in the era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igh-quality Party founding-themed works hav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resonance between contemporary emotions and social psychology with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fostering a mutually depend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relationship.
To create Party founding scene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resence, creators must delve into a vast amou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not relying solely on secondary sources. They must thoroughly research original archives and other primary materials, then integrate reasonable artistic imagination into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dramatic construction. For instance, in "1921," Mao Zedong and Li Dazhao's meeting in Shanghai, where they likened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to "the opening of a new company," is a quote from a letter Mao Zedong wrote to Li Dazhao shortly befor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day, if I were to recommend only one Party founding film and television scene that is most immersive and highly accomplished, I would choose the segment depicting "Nan Chen and Bei Li meeting to found the Party" in "The Age of Awakening." This scene serves as the core conclusion, dramatic climax, and value apex of the entire drama, fully addressing the era's question posed by the series: after the awakening of the people, how should they save the country? The answer lies in establishing a new political party. In the scene, as the two men get out of the car and witness the dim, bleak world and widespread displacement of people, they weep with grief and make their oath to found the Party. The segment skillfully blends realism and symbolism, with dialogue, cinematography, music, and editing working in perfect harmony. This oath-taking scene by the Hai River elevates the entire series to a new level, becoming a quintessential snapshot of the Party's founding moment i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本版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